□杨志民

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司马相如对卓文君是“劫财又劫色”，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千古美谈，以“实用主义”的剖析方法重新解构。这在学界和四川邛崃曾引起不小震动。

笔者无意卷入学术之争，毕竟王教授的说法有一定的学理证据，况且言论自由，无可厚非。我欣赏的却是王立群先生的解读方法和学术勇气，把理想状态的历史现象还原到古人所处的生存经济现实来分析。就拨开岁月沧桑和朝代更迭的迷雾，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而言，大有可取之处。

其实，不光是流芳百世的才子佳人值得审慎品味，有些遗臭万年的帝王将相也可以辩证地重新认识，比如短命的隋王朝、“荒淫无道”的隋炀帝。隋炀帝失国是因为他荒淫无道吗？一定有人说，这还用问吗？人尽皆知。而我看来，未必如此！

众所周知，决定上层建筑的是经济基础，而不是某个历史人物，我们承认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特殊作用，但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分析隋朝灭亡的原因应该主要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生产关系实际入手，而不应以偏赅全，笼统地将责任归咎到一个帝王的私生活。试问，“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封建制度安排下，有几个皇帝回到佳丽三千的后宫是从一而终的主？笔者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些个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君子们要睁着眼说瞎话，拿男女之间的那点儿事来粉饰历史，误导人云亦云的平民百姓。“大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我看，评说隋炀帝的旧事，首先就应该让所谓的女色走开，免得抓不住主干而又伤及无辜。

回顾中国古代经济史，隋朝到底是个什么局面呢？就生产力状况而言，那时是纯粹的农耕经济，粮食的亩产比较低，而粮食要获得丰收的必要条件是稳定安宁的社会局面，不误农时。否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隋文帝杨坚“开皇之治”虽精明有为，给杨广积累了二十多年的家底，但毕竟才历两代，政权基础尚不牢固，国力也经不住好大喜功的杨广折腾——巨大的工程不断役使民力，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无有休止，讲求豪华排场的东巡劳民伤财，我们现在知道工程和战争是“销炒机”：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民力。

“全民皆兵”，年复一年的消耗，使得大隋朝粮食越来越短缺，种粮的人越来越少，国库空虚、民力匮乏。“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杨广同时犯了天灾、战争、饥馑等天下太平的大忌，没有饭吃的饥民和贩夫走卒不铤而走险扯旗造反才怪。再加上被地主阶级中的蓄谋分子加以利用，就将封建王朝的杨氏版本改成了李姓天下。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起作用，如果非要中肯地批评杨广，应该说他不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重民生、不恤民力。至于说“荒淫无道”，可能也有一点真实成分，但令人相信的前提主要是杨广有篡位的道德嫌疑，这很大程度上是“墙倒众人推”的政治舆论使然（这一历史逻辑，犹似秦桧替赵构背了杀害岳飞的罪名而遗臭万年，因为小民百姓的舆论走向是“骂宰相不骂皇帝”）。

如果不做皇帝，杨广会是历史上有名的“高士”、“文雄”，风流倜傥并写出许多深沉大气的作品流传后世。

唐朝文人罗隐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史评观。作为一个凡夫俗子依常人情理，与其说隋炀帝是一个无道的昏君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悲剧的英雄更客观公正：他曾经“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隋炀帝杨广诗句）；初临大位，他就大手笔营造东都洛阳，硬生生为国家建设出又一“陪都”；他生前开凿的大运河，是媲美万里长城的宏伟工程，一千多年来，不知“帮”后来的王朝，承载过多少交贡粮的船只。他为“显威风”将战场放在了“高丽”的疆土（辽东），连后来的唐朝也因袭征东。而死后，他背负了整个王朝崩溃的历史责任于自己的“个人问题”，并背负了一千多年的坏名声。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另类的英雄，只是生前的他“英雄运去不自由” ；死后的他“英雄一倒豪华尽”罢了。隋朝的子民成了李唐封建暴力政权的奴才，历史话语权也成了被李唐封建王朝玩弄的“婊子”，立不立牌坊是李世民、李隆基们说了算，忠于唐太宗的魏征等编修的《隋书》给杨广的庙号只会是“炀”字。

普通老百姓接受的“识字课本”是执政者钦定的，所以自唐朝以后，隋炀帝杨广的历史坐标就被活生生地钉在了“荒淫无道的昏君”这个耻辱柱上。但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民间有一种说法：有所作为的秦朝和隋朝之所以一统天下却二世而终，短命的原因是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和隋炀帝的大运河工程改造山河太过浩大，惊天动地，前者堵住了王气，后者挖断龙脉，都破坏了风水……似乎有些“盛过头了”的遗憾、同情和凭吊。但历史不容我们假设结局——隋朝在杨广手里再休养生息十几、几十年？！杨广有一个比李世民更出色的皇子……

为什么他干那么大的事，替后人修了那么大的利在千秋的福祉工程，自己却“无功”于天下，不但无福消受还背了那么大的黑锅越千年？！……

多少英雄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