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最近有报道称“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引起社会关注。而一引起关注，就不免会有人出来“解答”，此次的解答是：这项社会学研究的一位主要研究者告诉“中国网事”记者：这是断章取义。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是网民们将这次社会学研究者公布北大学生档案数据中家庭为“干部”的，认为都是官员家庭，而事实上，在中国，“干部”与“官员”是有区别的。

这真得注解一下。据本人所知，“干部”一词是从苏联来的。改革开放前，由于是计划经济，至少在农民眼里，对凡是国有单位工作人员，一律都以“干部”相称——你即使只是粮食部门一个一般的职员，农民交粮时也一定称你为“干部”。如果你姓张，那就一定称你“张干部”。

这样一解释，说明有的网民确实没有弄清中国“干部”与“官员”的区别。但如果客观地说，就这样指责网民“断章取义”，一是“词不达意”（不能把没弄清区别称为“断章取义”），二是也有点过于简单化了。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应作分析，为何一说“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有些网民就那么“愤愤不平”，这背后其实隐含了许多的不满与无奈。正是这不满与无奈，让那些网民们一旦遇到一个“引子”，即使没弄明白，也会爆发出来。

中国教育资源的现状，一般来说，大城市不及北京、上海这些超级大都市，中等城市又不及大城市，一般的市、县又不能与中等城市比，最后，乡下的教育资源——除了沿海少数已经非常发达的乡镇——比一般的市、县差。正因教育资源的这种差别，肯定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教育质量，影响学生的成绩。

这还不算，每年北大招生在分数上还有一定的“倾斜”，或叫照顾。一个北京的考生与一个河南的考生考出相同分数，北京的考生就有可能上北大，而河南的考生估计连报名北大的资格都没有。

正是因为这些不公（当然远不止这些），一直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研究的北大教育学院丁小浩教授指出，虽然多年来要求实现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仍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对机会均等的不懈追求，永远是各国政策制定者们所不应该轻视的。如果机会均等的理念受到不应有的践踏，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成为一个人能否进入高等教育的决定因素，由此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将是深刻和长远的。

而此次由“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引起的关注正是“不良社会影响”的一个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