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

一旦单双号限行也不灵了怎么办

必须看到，限行只是治标不治本，以行政手段人为限制车辆上路，并不能削弱公众的出行需求。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于是人们只能见招拆招，设法让自己在限行的夹缝中“左右逢源”，比如设法买第二辆车？治理拥堵不能只做减法，而应多做加法，在限行的同时给公众出行诉求以其他的释放窗口。比如，加快拼车合法。拼车在发达国家很正常，既有利于有车族，又有利于国家节能环保。尾号限行不管用了就单双号限行，单双号限行也不管用了怎么办？让所有车辆按尾号每周仅出行一天？但愿有关部门在城市管理的问题上能拿出点“货真价实”的智慧来！

广州日报：

遏制“带病提拔”必须举荐倒查

24岁深大研究生涂谦以72名落马官员为样本研究，认为腐败期间能晋升官员腐败一般9年后东窗事发，甚至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了晋升。官员“失察罪”在我国古代就有，举荐和考核官员出现失误，那是要受到严惩的，不仅贬职罢官，掉脑袋的也不乏其例。譬如，清代对同僚官员、上下级官员的连带责任作出了规定。被举官员一旦违法，保举、荐举官即要受到惩戒。另外，官员失察家人、胥吏等也将负连带责任而受到处罚。对于这一点，我们大有继承之必要。甚至可以说，“倒查制”就是“带病提拔”的克星。

北京晚报：

城市拥堵费应从外来车辆收起

城市拥堵费就是个价格杠杆而已。想让城市有多少车辆，那就看你的收费价目表如何制定了。对于拦不住的事情，有时就只能帮助想一想尽可能在实施过程中搞得好一点。倘若城市拥堵费非收不可，我的下一个建议是从外地进城车辆收起。据几位出国的朋友告诉我，欧洲一些国家里的大城市，比如意大利罗马，对本地居民车辆不收费，外地车辆进城收费，这也是一种收取拥堵费的办法。各地城市可以根据自己城市的发展和需要，收取外地车辆进城费，价格高低也自行决定。

京华时报：

对收入差距鸿沟不能再视而不见

因经济增长而扩大的“蛋糕”，并非等而食之才合理。对企业和社会贡献率的大小，以及不同行业和工种天然存在的差异，决定了工资收入的差异性，这其实是人力资源的合理价格配置。但是，当收入差距已然失衡到数以十倍、千倍计时，这表明人力资源价格配置的失衡，表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不均。更需要担心的是，收入差距鸿沟的形成，并不全然是行业以及个人竞争力强弱所决定的，而是资源占有多寡在起作用。

合肥晚报：

“中国式过马路”实质是缺失规则意识

马路上，红绿灯就是交通规则，按照红绿灯指示过马路，就是对规则的一种遵守。只有遵守这种交通规则，才能在保障他人利益的同时，也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旦有人不遵守这种交通规则，就会对交通秩序带来破坏，害人害己。法治社会同时也是一个规则社会，离不开社会成员对各种规则的尊重和遵守。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规则，才让每一位社会成员在自己的既定轨道内工作、学习和生活。而“中国式过马路”则更加倾向于一种“集体无规则”，后果必然是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