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口之家谁怕谁

□潘小平

我小的时候，家里是祖孙三代，兄弟姐妹又多，没有个“怕头”是不行的。我们家的“怕头”，是我父亲。我弟弟闹得再厉害，一听见父亲的咳嗽声，立刻噤声，躲得远远的。有一回，他正在家里闹——忘了是因为什么了，赖在地上打滚，怎么哄都不起来。我母亲让闹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突然大喊一声：老头子来了！我弟弟一听，马上从地上爬起来，伸了头往门外看，哪里有父亲的身影？这一下更不得了了，追着我母亲满世界地跑，最后，把她逼进了女厕所里。

“我看你还出来不出来！”他叉着腰，堵在门口喊，我母亲吓得缩在里面，不敢应一声，上厕所的人都笑。

他那会儿，也就六七岁吧，正是狗都嫌的年纪。也怪了，家里那么多人，他谁都不磨，就磨我母亲，因为她最惯他。老话说“爷娘头上一把火，向谁谁个左”，这里的“左”是别扭的意思，是说爷娘偏向哪个儿女，哪个儿女没出息，或是爷娘一世的冤家对头。

文革起，天下乱，父亲去了新马桥五七干校，我姐姐虽说比我大了近十岁，却远在北京的大学里闹革命，家里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切由我说了算。我以二姐的身份在家里当家时，也就十一二岁的年纪。我弟弟妹妹都怕我——怕我打，我在家里，有名的脾气不好。我们是同父异母，我最大的妹妹比我小四岁，最小的弟弟比我小九岁，权威或专制是很容易建立起来的。

过年了，我领着妹妹炸焦叶子——是一种掺了芝麻的油炸面食，文革期间，它是我们家庭过年的主要标志。和面的时候，一盆面里放盐，一盆面里不放盐，如果有糖精，放点在里面，那是再好不过了。现在都认为，糖精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甜味剂，那时候可不一样，那时候的糖精，可是稀罕东西了。我奶奶的密传心法：炸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一说话油就“跑”了。油是多金贵的东西？能平白无故就让它“跑”了吗？我就将弟弟们关在门外，严禁他们说话。先都忍着，后来忍不住了，就扒了门缝看，叽叽喳喳。我妹妹说二姐二姐，你快看啊，油都“跑”完了！我扔下擀杖，就解围裙——解围裙是为了跑得快，好撵上他们。弟弟们一看要挨打，“嗷”的一声，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母亲站在边上看——说：惹你二姐生气了吧？

到我结婚时，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差不多全中国的家庭，都成了三口之家。而这样的家庭，要想建立权威，就很困难了。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则笑话：有一家子——当然也是三口之家，儿子挨了打，挨打的儿子边哭边跑，还边说你敢打我？我告诉我妈妈！由此可知，打他的是他爸爸。这可以演绎成现代家庭的一个公式：儿子怕父亲，父亲怕母亲，母亲怕儿子，一家三口，转着圈地怕。如果这故事中的儿子换成女儿，如吾家情形，则格局小变而情势大变，变成父亲怕女儿，女儿怕母亲，母亲呢，谁也不怕。照理说母亲应该去怕父亲啊，但是当今中国，还有谁会去怕老公吗？笑话！

虽然我在家中，处在谁也不怕的地位，并且还有人小小地惧怕于我，我仍然觉得没有意思，再也找不回我在娘家时那种一呼众应、令出即行的感觉了。我丈夫甚至拉拢我女儿，企图以自己为中心，孤立我。

这很让我生气，也引起我的警惕。我于是频频回顾自己在娘家的地位，向他们描绘那种威风八面的场景。我说知道吗毛姗，你舅舅从来都是站着和妈妈说话。这我一点也不吹牛，我妹妹大三那年，在上海实习，正好我在杭州大学进修，她就到杭州去看我。一进我宿舍的门，她就给我倒开水——刚巧我杯子里没水了。同宿舍的人好奇怪，说你妹妹怎么一下火车，就给你倒水啊？不是应该你照顾她吗？我妹妹笑着说惯了，在家里，都是我给二姐倒。

我丈夫嗤之以鼻，说这也值得夸耀？到后来连我女儿也要和我讨论什么儿童权益，以抗议我的精神讹诈。我知道这是她爸爸在背后捣鬼，更加气愤，索性一巴掌掴过去，让她不敢说话。

我爱人说潘小平啊潘小平，平等、和平与发展，是跨世纪的主题，你知道不知道！我爱人大愚小智，常要耍点这样的小聪明。我也懒得驳他，反正现在形势也就是这么个形势了，哪还谈得上正常的家庭秩序啊？

潘小平 安徽蚌埠人，当代著名作家。现任安徽文学院院长、《安徽文学》主编，安徽省作协副主席。著有《季风来临》《城市呓语》《北方驿站》《爱情这逃犯》《文化徽州》《风韵新安》等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作品集。著有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长篇历史小说《翁同龢》。广泛参与电视策划与创作，担任多部大型文化专题片和纪录片总撰稿。中篇小说《失踪》获中国首届侦探小说佳作奖，散文十多次获安徽报纸副刊一等奖，华东报纸副刊一等奖。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获第十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大型纪录片《潮起江淮》获中国纪录片委员会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纪录片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