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专栏 民国衣冠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门重开，我们的“武装”女子，惊诧于西洋女子穿着的男性化，并渐渐明白，早年女效男装，是一种解放，而进一步的“武装”化，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甚至变本加厉的压抑。

中国女子，长期被服制的各种条条框框包裹得严严实实，又不实用。比如夏天想露一点凉一点而不可得，冬天想紧一点暖一点又不可得，所以，效法男子，从实用角度说，至少在冬暖夏凉方面得些改善。西洋风尚的传入，时人效法；首作俑者，实为妓女。徐珂说：“光宣之间，沪上衏衏(青楼)中人竞效男装，且有翻穿干尖皮袍者。”“又有戴西式之猎帽，披西式之大衣者，皆泰西男子所服者也。徒步而行，杂稠人中，几不辨其为女矣。”(《清稗类钞》卷91)

既然可效泰西男子，那么效仿一下本土老爷，也就未尝不可了。《点石斋画报》乐集里有一图，绘的是沪上名妓赛月，“冬则狐裘风帽，秋则团扇轻衫”，一副空心大老官模样，惹得周围男女伸长了脖子围观，也惹得帝都肃亲王善耆的大格格保书航也常越闺范，女扮男装。此后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效男装的照片不时成为杂志的吸睛点——女伶多着传统长袍马褂，名媛多着西式男装。当时小说里的时髦女角，也多是这番打扮。李伯元的经典名著《文明小史》就描写了一位学堂出身的少奶奶：“穿双外国皮靴，套件外国呢子的对襟褂子，一条油松的辫子拖在背后，男不男，女不女的。”有时，一味效仿也会效出笑料来。比如说，将头发盘束置顶，方便利索，中西皆然，唯法国巡警为了区别良娼，要求妓女再往前搭一点，成为“朝前髻”，不料中国人以为是什么新时尚，连忙引进，自是贻笑大方。

女效男装，入民国后情形得到了微妙的改观。革命后，男子要剪发易服，女子则不许，否则就是败坏社会风气。当时的一首竹枝词，就对女效男装施以讥嘲：“男儿剪辫说亡清，女子而今亦盛行。一样长袍街上走，是男是女分不清。”当局也以“男用女装，女用男装最为碍风俗”，通过违警律拟定了对“奇装异服有异风化者”的惩治措施。比如，辛亥之后，杭州一产科女医生也跟着发起女子剪发会，上海女子觉得好像新时尚来了，好异争奇，跟着剪起男儿头，省长便要求内务司责令巡警局按照相关条款进行处罚。

茅盾在《男女社交问题管见》里说：“一切旧俗关于男女的区分，如演讲会中之男女分座，大旅馆的女子会客室等等都须去掉；女子服装也要改得和男子差不多。”不如此，怎会有后来的“不爱红妆爱武装”的盛世局面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