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专栏 民国衣冠

民国时期，西装因为没有得到秀才们(知识分子)的青睐，注定命途多舛。许多人从经济角度着眼，认为中国不能自制毛织衣料，而其价值之昂，远过中服，穿西服等于将金钱输出外国，导致利权外溢，“每岁漏卮，奚啻亿万！”还导致国用不强，而使国货丝织工业日益衰落，“国穷民竭，尔实厉阶”。因此穿西装就是不爱国的一种表现，“狂澜之挽，在倡国货”，“国民应高呼口号曰‘打倒西服！国服万岁！’”(《北洋画报》1929年第317期诛心《打倒西装！国服万岁！》)应该把西装赶出中国。

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当局也力表姿态，如广州市党部就通过执委会决议，严禁党政人员穿着西装。但时人伍朝拱认为“若区区取缔党政人员，未免挂一漏万，收效实微”，于是致函当局，主张征收西装税：“凡中国人穿西装者，须到官厅缴纳西装税，每年每人征五十元至一百元……”寓禁于征，较之“打倒西装，国服万岁”的口号，算得上有效之策。(《生活》杂志1932年第33期陈敏群《读伍朝拱主张征收西装税函后》)

比较而言，还是“中衣为体，西衣为用”，能够两面讨好。谢六逸就曾撰文《谈“文化本位”》说：“我在前年喜穿西装裤、黄皮鞋……上衣则中式长袍，对襟马褂，头上又是铜盆帽，以为颇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意。后来拙荆以为此不中不西也。何不完全欧化，穿整套西装，外穿大衣，再戴上俄式皮帽，则俨然‘西洋文化’矣。但我又是林语堂的同志，斥穿西服者为套‘狗领’，故仍不采纳。因此之故，我个人上身‘本位文化’、下身‘西洋文化’者有数年矣。”当时不少名流都是这副打扮，比如说胡适。茅盾记述的他1921年所见的胡适的穿着是：“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先生的为人。七八年后，十里溜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所以有人就概述了当时的观感，说北平时代，知识分子大多穿蓝大褂、西裤、半新不旧的皮鞋；反之则中式服装，满裆折裤腰的裤子。

时局变幻，民族主义成分的日益增加，也体现在了服饰上，而以蒋委员长最为典型。戎装而外，蒋公常常是一袭长袍。做学问的人，更是愈做愈“古”。以胡适而论，到其任北大校长时，已变成常常穿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或棉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夹袍子外面，夏天除酷暑时穿夏布杭纺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单蓝布大褂，不再是当年的不中不西，或曰亦中亦西了。像学贯中西的陈寅恪，更是传统到土的打扮：夏天一件大褂，布裤子布鞋；冬天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外套黑面羊皮马褂，棉裤扎腿带，脚穿厚棉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