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专栏 东鳞西爪

梁漱溟一再反省自己的“自高自大”，但倘“傲”当真是一病，那他在青少年时代已经在引以为戒了。十四岁时，梁入顺天中学堂读书，班上同学中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称莫逆，相互间依年龄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次四人聚谈，兴浓处廖提议每人各以其短拈出一字，用来相互称呼，以为警惕，他给梁挑的即是一个“傲”字。

他读小学时并不出众，成绩排在中等以下。上中学后发愤用功，在班上已居前列，英文、代数均提前自修，进度大大超过老师讲课的进度，国文亦偶名列前茅。做文常剑走偏锋，喜为翻案文章而不肯落俗套，一位老先生颇头疼，曾有“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另一老师大赏识，谓其“语不惊人死不休”，态度不一，却都见出梁不甘俯仰随人的傲气。

但梁漱溟所恃者，却不是他的天资、才气，而来自他的向上之心，他立下的济世救国的志向，他显然是从这里把自己和普通人区隔开来的。对社会、对国家的现任感令他“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自具一种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在他眼中，世俗之人目光短浅，不足为训，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顷所谓一片向上心”。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士大夫情怀，其实一直伴随着梁漱溟，他以“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为家训，这也正可视为他的自况。虽然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面折庭争”之后有“‘自高自大’害死了我，一定要彻底粉碎了它我才得救”的自咎语，但他事实上从未尽弃那份高傲。他因拒绝批孔挨批之际，关起门来读《甘地自传》，评曰：“在人格上，甘地与普通人全不是一格。甘地一言一动发自内心，而其内心实通乎广大宇宙”——儒家“万物皆备于我”“吾养吾浩然之气”的道德勇气叠映于甘地形象之上，而这简直可视为梁在批斗声中的自我励志。他当然会想起，当年马歇尔就是称他为“中国的甘地”的。

故我们于他痛责自家的“自高自大”之外，一再看到他非比寻常的自负。1975年《人心与人生》完稿，他在“书成自记”中道：“当今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隔年他给年谱写序，第一句就是，“我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更能见出他舍我其谁之气概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流传颇广的一个传说，说日本人占领香港时梁与其他民主人士乘小木船离开，其时小舟漂泊海上，很是危险，他说中华民族复兴要靠他的三部书，现书未写成，他决不会死。不管是不是段子，这倒提示了，他的勇气与他的傲气常常是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