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

9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凭借一张“商请函”便踏上了去贵州兴义市挂职村主任助理的路。但于建嵘到后，当地政府任命书却迟迟不下达，挂职之路因此而扑朔迷离。10月7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于建嵘时，他称：由于当地领导之间看法不一，自己的抢救布依族村落的发展计划目前处于暂停状态。（10月8日《华商报》）

对基层政府而言，能够招商引资无疑是件快事。因而，在于建嵘下乡之初，基层官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负责旅游的官员、当地重要官员全程陪同考察，并肯定了他的发展思路。在考察结束后，当地乡政府还专门向社科院发出了商请函，邀请于建嵘下乡挂职“村主任助理”。种种迹象表明，基层官员并不排斥专家，也不反感所谓的乡建。在脱贫致富范围内的乡建，与振兴地方经济的思路一脉相承。而对于建嵘乡建态度的转变，恐是基层官员从中嗅出了某种危险的味道。

从报道看，有着社会问题研究专家之称的于建嵘，其乡建目的，不仅在于扶助一两个村，他下乡的决心，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建设“新的公共生活规则”的愿景。确实，对于凋敝不堪的乡村，仅仅依靠一种扶贫式的财富建设，无助于挽救“礼崩乐坏”的乡序。重建乡村，还必须依靠乡村公共生活规则的重建。重建规则，才能抵御种种失序的现实，并使村民们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重建“新的公共生活规则”，是超远输血论、造血论的新乡建观，也是一种村治达乡治、乡治达县治的美妙蓝图。这种蓝图，人们一点也不陌生。某种程度上，发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村主任由村民直选，便是缘起这样的公共生活理念。而今，于建嵘们的努力，不过是想在这种框架内，进一步丰富乡村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地调动底层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而这恐怕就是基层官员，选择排斥于建嵘式乡建的原因。基层政府对于乡建的开放程度，局限于输血论与造血论时代的经济扶贫。而所谓移风易俗，“唤醒群众自治”，皆难登上他们的行动计划。即使个别开明的基层官员，对于这样一种乡村建设思路怀有热情，但仍旧抗不过整个基层落后的治理观念的掣肘。

更为重要的是，更高层面的当地官员对于建嵘乡建的思路，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这种捉摸不定的“上峰”意图，也让基层官员惴惴不安。毕竟，从执政实践来看，鼓励新措施、新行动却存在丢官帽的危险，有多少人愿意“冒险一试”？

知识精英们的美好愿望在一个乡村都施展不开拳脚，不是一个人的遭遇，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面临的时代难题。因而，尽管于建嵘们的下乡从规模上看微不足道，但若方法得当，一方面取得开明的地方官员支持，另一方面掌握好必要的沟通技巧，推动乡间公共生活真正在乡村落地并“生根发芽”，或许会给整个乡村建设的局面带来某种宏观路径与启迪。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