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3日，河北农民郑艳良锯下自己右腿那一刻，并没想过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个人。他的举动引来全国媒体关注，虽失双腿，但他不用等死了，各界捐款、政府协助，成了他新的依靠。他怕自己的事降温：降温对他意味着，像他锯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10月21日《新京报》）

没有了右腿的郑艳良无疑是不幸的：突发恶疾，无钱医治，更要命的是，还被医院直接宣告“活不了几个月”。当他决定用一把钢锯和一把水果刀锯掉自己的右腿时，显然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无奈，更是对抗命运不济的“自我决断”。如今看来，他又是幸运的，锯掉右腿不仅让他活了下来，而且来自“各界捐款和政府协助”，成了他新的依靠，让他在“大多数时候，脸上挂着笑容”。

命运窘迫—媒体曝光—社会捐助—政府协助—命运逆转，郑艳良的命运逆转，可以说是一种不算新颖的弱者逆转模式了。因为媒体的报道关注，能改变多少人的命运，揆诸报端，不难寻见。其实，即便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有富人就必定有穷人，就必有穷困潦倒者，更遑论在我们这个正处于社会分化激烈、贫富差距加大的转型期社会。于是，权利救济在正常的现代社会，便一定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规定动作，这中间既包括制度渠道内的权利救济，也包括来自民间力量的权利救济，而制度渠道内的权利救济，无疑是最受期待和最有力量的。

回到郑艳良锯腿这件事上，选择锯腿，正是因为在制度渠道内的权利救济的失助。当“免于贫困的权利”还是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良好期待时，“免于因贫而无活路”，应该是权利救济中，最为紧要和迫切的担当。然后在寻求制度救济的途径中，郑艳良显然是遭遇了来自制度和人为的设阻，不仅在经济救济上处处碰壁，在就医过程中，遭遇的要么是宣判死亡的“威胁”，要么便是天文手术费的“要挟”。一个直接的质疑是，靠自己锯腿都能存活下来的病情，为何在医生那里换来的就是“死亡宣判书”呢？所有的难堪和无奈，让郑艳良最终被“命运不济”所打败，选择了悲情的“锯腿疗伤”，从头到尾，都看不到“割股疗伤”时代所有的气概和豪情。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郑艳良不断地感谢媒体和社会，但却对媒体意欲帮助其他陷入困境的村民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理解的，因曝光所带来的转机，成了他曾经万万不敢想的依靠，也是他现在死守的救命稻草。有多少偏执地占为己有，就有多少的“曾经悲苦”。但是，即便是再轰轰烈烈的民间救助，这毕竟是来自新闻关注下所掀起的人道主义关怀，不能持久也不能唯新。有着切肤之痛的郑艳良，显然是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才会道出那句“降温就意味再等死”的感慨。

可以说，郑艳良们陷入的困境，恰如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弱势如他们，所最能倚赖的应该是制度渠道内的权利救济，像郑艳良这样的大病患者，是对国家大病救济政策最强烈的渴盼者。虽然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医疗保障，固然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大病救济的政策设计，应该成为权利救济中不可停顿的动向。当郑艳良们能够从制度救济中找寻到希望，人心温暖自不待言，正如“靠制度打动人心，靠制度温暖众生，只有制度救济的真正崛起才能让岁月静好、生命高贵”。□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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