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四苦，可“生”有什么可怕？

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钱钟书的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等。

102岁的杨绛又出新作。在她的《忆孩时（五则）》中，五篇短文重温了自己孩时的记忆。她说：“人生四苦：生、老、病、死，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1997~1998年，杨绛之女阿瑗、杨绛夫君钱钟书相继去世，她整理钱钟书生前笔记，并自写小书《我们仨》。杨绛的文字看似平淡，然而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正是静穆干净之美。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不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妈妈缝纫之余，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我觉得都恰当。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

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三姐姐大我五岁，许多起码的常识，都是三姐讲给我听的。

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

我忙问，“爸爸妈妈老了吗？”

三姐说：“还远没老呢。”

我就放下心，把三姊的话全忘了。

三姐姐又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你老希望早上能躺着不起床，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成天躺在床上的，可是并不舒服，很难受，她在生病。”从此我不羡慕躺着不起来的人了，躺着不起来的是病人啊。

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人生四苦：“生老病死”。老、病、死，姐姐都算懂一点了，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这个问题可大了，我曾请教了哲学家、佛学家。众说不一，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现称青年节。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

那天上午，我照例和三姐姐合乘一辆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上课。这天和往常不同，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胸前右侧别一个条子的学生。他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什么要紧事，当时我心里纳闷，却没有问我三姐姐，反正她也不会知道。

下午四点回家，街上那些大学生不让我们的包车在马路上走，给赶到阳沟对岸的泥土路上去了。

这条泥土路，晴天全是尘土，雨天全是烂泥，老百姓家的骡车都在这条路上走。旁边是跪在地下等候装货卸货的骆驼。马路两旁泥土路的车辆，一边一个流向，我们的车是逆方向，没法前进，我们姐妹就坐在车里看热闹。只见大队学生都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劳工神圣！”“恋爱自由！”一队过去，又是一队。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觉得没什么好看，好在我们的包车停在东斜家附近，我们下车走几步路就到家了，爸爸妈妈正在等我们回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