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相当郁闷的是，向来都是入超的大清国，却出现了白银侧漏的情况。

1760年，底定新疆不久，乾隆发布上谕:“舒赫德奏，内地所用银两，携至外藩交易，有发无收，将来恐致耗散，请将绸缎多为解送，较原价酌增运费，则银两亦可渐次收回等语。所见甚是。著传谕杨应琚等、筹酌办理。但所估价值，只增运费，则未免太廉。即如绸缎，亦内地所贵重。行至外藩，自当酌量物情，以定价值。”

一场白银保卫战开始了。

白银的主要侧漏通道，一是通过新疆流失到中亚，一是通过西藏流失到尼泊尔。原因是疆、藏两地与周边邦国的贸易多是出超;还有疆、藏两地，因平叛战争导致以军需为主的大量内地投资进入，白银储量大大超出本地市场的供给能力，溢出流亡周边邦国。

这批外流的白银究竟有多少?谁也没有个准数，但在向来反应迟钝的中国官场，能够惊动皇帝，说明情况之严峻。西方入的一个记录或许可供参考。据一位在1716年到达拉萨的意大利入德希德里(Iββo1itoDesideΓi)记载，1721年入藏平叛的清军，一次性向官兵发放了5年的军饷。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对此进行了测算，认为这笔军饷应合白银93441公斤，数倍于西藏地区的年度财政收入，这还不包括数额更为庞大的军需开支，“这种输入量，足可以在尼泊尔～西藏地区的经济中引起一场革命”。德希德里当年就认为，流入西藏的这批白银，最大部分又流向了尼泊尔。(均据布尔努瓦《西藏的黄金和银币》)

造成这种外流的原因，至少在藏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健全。

早在明朝嘉靖年以前，藏地一直没有辅币，只能将银锭切割成碎银，极为不便。16世纪开始，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开设了一家铸币厂，因此，西藏的银锭送往尼泊尔加工成银币，就成了这两个地区最为重要的金融产业，并因16世纪中叶两地签订了加工条约，而得以制度化。

这一特殊的跨国金融加工产业，表面上实行等重交换，尼泊尔并不向中方收取加工费，但是，其却在银币的成色上大做手脚～～～掺杂铜铅合金。

布尔努瓦的计算表明，这种掺假银币，可令尼泊尔从中获得12%的客观利润。更麻烦的是，当时尼泊尔的马拉王朝，已分裂为三个互相竞争的土邦，他们竞相提升银币里的铜铅比例，甚至掺杂超过一半。如此奇◇的劣币，外观已经毫无银色，而是青色，却在驱除良币方面功效显著。

掺假之外，布尔努瓦还发现，尼泊尔一方还有更大的一笔暴利～～～利用欧洲与中国西藏、内地的金银比价差额，进行炒作，利润最高可达58%，因此，“以西藏和尼泊尔为一方，以北印度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一场有关金属银价格大投机的活动”。

藏地硬通币的超额供应，虽然带来了通胀，对于藏地商入而言，反而从翻番的物价上得到更高的利润，可以从价格照旧的外邦购买到更多的进口品。而且，随着超量供应的白银的贬值，藏地的纳税入更偏向于用白银缴税，而不是商品实物～～～实物投入市场，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

内外利益拉动之下，疆、藏的白银外流越演越烈，最终逼迫乾隆采取行政调控的手段，一场货币战争在雪域高原和南疆◇海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