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野史中记载明清两代的皇帝时，常用嘉靖、万历、康熙、雍正等字眼来纪年，比如明万历某年。而此前的朝代，比如唐、宋、元等，则不说唐太宗某年。相反，嘉靖皇帝的庙号“明世宗”、雍正皇帝的庙号“清世宗”、光绪皇帝的庙号“清德宗”等却很少被提起。为什么前后有差别？原因是，明清两代的皇帝在位期间基本只有一个年号，可以用简洁的单一年号来替代。而之前的皇帝在位期间大多有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年号，提起时只能把年号和庙号结合起来，比如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天宝年间，宋太祖建隆年间、宋太祖乾德年间等。

汉武帝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年号的。后人整理春秋战国以及秦朝的历史，只能根据国君的谥号追忆当时的年份。后来有了明确的年号，史学家们有了抓手，把历史记载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但明清之前的皇帝为什么总改年号呢，是吃饱了撑的吗？其实改元均有其原因和规则，也不是乱来的。比如出现灾难时，皇帝希望通过改元来祈祷和平，建设和谐社会。汉成帝刘骜时，兖州豫州一带洪水泛滥，朝廷下诏说：“河决东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公元前28年）”。即企盼“河水永远平定”之意。有时出现了“祥瑞”，皇帝也会改元。汉武帝出巡时猎获一只白色的麒麟，于是改元“元狩”；武则天时，罪犯们在监狱里挖了一只大大的脚印，说是看到一个天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武则天便将第二年改元为“大足”。还有的改元是给自己壮胆，明英宗怕别人说自己来路不明，年号遂命为“正统”，清太祖则将自己命名为“天命”。

这些听上去顺口，琢磨起来吉祥的字眼，皇帝们都喜欢拿来做自己的年号，时间久了，就容易撞车。像“建、元、永、大、天、光”之类，屡屡被用。比如建武年号，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到东晋元帝司马睿先后被用过七次。有时，同一朝代不同皇帝也先后采用同一年号。元世祖忽必烈和元顺帝都用“至元”做过年号，如果当时的记录中只写“大元至元某年”的话，就很容易引起混乱。一则关于年号的逸事：话说宋太祖建隆六年，赵匡胤想改一下元，就让宰相赵普找一个前世没有用过的词。赵普读书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提供了“乾德”两字。一日赵匡胤在宫中见到一个镜子，上面写着“乾德四年铸”，而其时正是乾德三年。于是问学士陶榖，陶榖答，这是前蜀（五代十国之一）王衍用过的年号。赵匡胤感慨道，以后宰相还得用读书人啊。言外之意，赵普这样的太丢人了。

年号最大的用途当然是纪年，但在封建社会也常常表现为一种政治态度。特别是在战乱期间，群雄并起，各自有自己的纪年。其他小马仔选择用谁的年号就表示你愿意和谁站在一起，所谓“奉正朔”是也。清代取代明朝以后，朱氏后裔先后在南方建立了一些地方性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等，其中有些还是同时建立的，这时候用谁的年号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了。更绝的是近邻朝鲜，很长时间内一直不肯承认清朝皇帝，私下称清帝为“胡皇”。除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有些私人著述中，直到清末仍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这样的决绝，实在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