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帮小孩伢子互相骂街，最恶毒最容易让对方暴怒的办法就是提对方父母的名字。当时也不清楚原因，反正大家都是这样。等长大了才知道，这原来是一种传统的避讳文化。西方社会，孩子直接喊父母的名字，不算不敬。咱们这里，不但自己不能提，别人也不能提。不但是父母的名字，爷爷奶奶、大叔大伯，凡是直系长辈，大家都尽量躲着。所谓为尊者讳。

因为避讳，历史上留下很多轶闻，颇资一谈。比如，中国的地名有些就是通过避讳得来的。汉文帝名刘恒，时人为避“恒”字，把北岳恒山改成了“常山”。恒者常也，同意不同字。现在浙江有个常山县，与此似乎没关系，但三国时人们提到赵云时，常说“常山赵云”，此处常山，应该就是指这座恒山。人们常把“京师”叫做“京都”，也有其来历。西晋景帝原名司马师，是司马懿的长子，晋武帝司马炎的伯父。为避开“师”字，于是有了“京都”一说。今日的南京，曾称为建邺，但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叫司马邺，于是南京又多了一个别称：建康。隋炀帝名杨广，当时的广陵改为江都。四川的文化名城阆中，原来叫做隆州，唐玄宗李隆基出世后，隆州就得绕道走，用了一个生僻的字，“阆（音浪）”。唐代宗名李豫，豫章（今南昌一带）改称为钟陵，从此，豫章这个古地名消失了。这个唐代宗可是个有故事的人，戏剧《打金枝》中的皇帝就是他。名将郭子仪之子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为妻。一次，小夫妻发生口角，郭暧气愤之下打了公主，公主哭着回宫告状。代宗不但没替女儿报仇，反而教训了女儿一顿。他这个故事远比名字造成的影响大。

一些常用词汇也会因为避讳被改变。唐太宗名李世民，时人提及“世”，只能说“代”；提及“民”，皆曰“人”，原来设置的吏、民、礼、兵、刑、工等部委，“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民政部加财政部）只能改称“户部”，并一直沿用到清朝。光武帝名刘秀，秀才改称为茂才。隋文帝的父亲名杨忠，郎中就不能叫郎中了，去掉后面的“中”，只剩下一个“郎”字，侍中改为侍内，中书则改为内史。晋高祖石敬瑭登基以后，姓敬的不好办了，他们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再姓敬，遂把“敬”字一拆为二，一为文氏、一为苟氏。所以，今天的文、苟两姓，实为一祖。

更有一些，子孙为避父祖讳，宁可篡改历史。司马迁的父亲名司马谈。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把赵谈称为赵同子，张孟谈称为张孟同。范晔父名范泰，他在写《后汉书》时，把郭泰改为郭太。

避讳太多，带来的麻烦也多。很多皇帝取名时都取相对生僻的字，就是为了少给百姓带来麻烦，其实这是皇帝们主动避百姓的讳，也是尊重传统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