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专栏 住在民国

十年以前，我大学刚毕业，收入很少，买不起房子，为了省钱，在郑州北郊庙李村租了一个小小的标准间。村民们为了多挣租金，用土地补偿款和低息贷款盖了一幢又一幢劣质筒子楼，楼层很高，楼间距很近，搞得五层以下暗无天日，见不到一点儿阳光。

我在顶层住，阳光还是有的，但是没有电梯。晚上下班回来，楼梯间黑魆魆的，你得使劲咳嗽一声，房东装的声控灯才会亮起来。爬到第二层，灯灭了，还得再咳嗽一声，如此这般爬到我住的七楼，中途得咳嗽好几回，不明白内情的朋友还以为我得了哮喘。后来我嫌这样爬楼太累，从立交桥玩具摊买了一面铜锣，每爬一层就哐的一声敲一下锣，状如耍猴，又滑稽又凄惨。

现代中国不流行“贫民窟”这个词儿，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住的其实就是贫民窟。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那时候整个庙李村就是一座大型贫民窟，贫民窟里住满了农民工、大学生以及各种各样来路不明的低收入群体。没有人愿意在贫民窟租房，只是我们收入太低，租不起大房子，即使租得起也不愿租，因为我们还要攒钱买房，攒钱养家，攒钱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能把所有积蓄都花到一套租来的房子上面。

民国郑州也有贫民窟，1928年郑州市政府出版的《郑州市政月刊》记载：“本市金水河一带有许多的席棚，均系贫民住家，不但市面上不美观，并且有很多危险，一遇火警便烧得干干净净，又要延烧别人家的房屋。倘到下雪的那一天，或者是阴雨连绵的日子，这些席棚是会倒塌的。杜岭、五里堡等处也有这样的席棚，许多贫民一家两代或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样的蜗居里过生活。”

在整个民国，每座城市都有一些贫民窟，一座城市越发达越繁荣，贫民窟也就越多。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市区，全市三百多万人，其中一百五十万人在垃圾场上和臭水河边安家，他们搭建的简易窝棚跟旁边不远处的洋房大厦形成强烈的反差。在某些高高在上的肉食者看来，这些窝棚是大城市的毒瘤，是必须尽快拆除的对象，但是对广大盼不到廉租房和经适房的穷人来讲，它们却是解决居住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泅渡高房价时代的一根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