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这个字

搞，动词，最中性的理解是：做，干。但是和“做”“干”比较起来，“搞”又显得格外夯头夯脑，粗糙、不拘小节、精力充沛，给人一种挽起衣袖大干一场的感觉，譬如搞生产、搞经济、搞政治。

除了具象的生产生活，这个“搞”还可支配形而上的思想活动。“学者”是搞学术的、“作家”是搞写作的，还有搞艺术，搞科研等。但这个“搞”啊，也是搞破鞋的“搞”，也是“搞臭他”的“搞”。看起来，这个“搞”放之四海皆可，任何事物得到“搞”的支配，也似乎都有种众生平等的意味。但这个“平等”的基准是什么呢？不是人生而“平等”，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职业的社会地位的平等（搞破鞋除外），再具体说，这平等，是劳动阶级层面的平等。

我以为，有些词是有阶级属性的。就如这个“搞”字，实实在在的行动派，泛着说干就干的劳动阶级热乎劲。当搞和生产搭配，热火朝天，和政治搭配，机关算尽，但生产和政治，天地之间气象开阔，适合“搞”。但当搞和学术搭配，就显然不如“做学术”，做学术的“做”中，有种平实的意味，有种对自己事业不卑不亢的职业骄傲感。

搞和学术和科研和写作搭配，庄重不足，戏谑有余。本属于思想的冥想过程，被生硬的掰成工农的动态化。这种观点或许属于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的“知识分子工农化”潮流的余绪。“知识者的个性、知识给他们带来的高贵气派、多愁善感、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在这里都没有地位以至消失了”（李泽厚语），而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学里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六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乳臭未干的大学生，都自感有罪，自惭形秽，于是忠诚地下乡‘锻炼’、‘改造’，以至畸形到承认知识是罪恶、大粪有香味……”（李泽厚语）以至丰富、细腻、复杂乃至苦痛的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会被简化、外化为单调、枯燥以“贫下中农”接受为指向的叙述。以至社会舆论对文艺青年，有种普遍的揶揄，简单地认为那是无病呻吟。以至文艺青年们，对自己本身的“文艺”都不好意思，宁愿假装1+1青年，也不愿承认自己是文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