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论

社科院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社科院称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

（3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房子的城镇化、而应该是人的城镇化。有人将之概括为“农民进城、资本下乡”。进城自然就要成本，就像不少农民说的，“除了空气免费，其他都得花钱”。社科院的测算，其实已经是去年的事情，各地早有自己的算盘，譬如“山东农民进城人均公共成本18万，住房成本占比重最高”等。此前有数据说，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以此基数来测算公共成本，恐怕真的要非常吓人。

农民进城，自然要分蛋糕，老“食客”自然不大乐意。道理不复杂，公共资源总是个定量，譬如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僧多粥少，饭碗堪忧。“这就像坐电梯，上了电梯的人不愿意电梯多停楼层，也不愿电梯再进人。”于是，农民进城成本就成了一张金字招牌，借此提醒地方部门要“悠着点”、“慢着点”。

“农民进城成本”真那么可怕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这个说法，本身就荒诞不羁。2013年8月，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断言，“对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财政投入并不大。”以重庆户改的经验为例，每个农民工进城成本在10万到12万。其中，1/3是属于政府要拿的钱，2/3是属于社保。社保里头，其中有1/2是企业要出的，1/2是农民要拿的。上述支出还不是当年即期支出，所有这些成本都是要分十年，等于平均每年一个农民工的进城成本是一万块钱，而这个一万块钱还有70%是由企业、农民承担，剩余的三千多才是由中央、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财政占比有限、多级政府分担，而且还是“分期付款”，这成本有什么可怕的呢？

凡事谈成本，自然不能不说收益。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公布数据称，2013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升至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来看，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城市化率都在75%以上。这起码说明，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的空间。据权威测算，2001年到2011年10年期间，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未来5年，如果城镇化进展顺利，我国居民消费规模会从不到20万亿元提升到30万亿元，投资的需求规模或达40万亿。这对于转型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说，是扎扎实实的内需机遇。

成本当然是支出、是负担，但推动中国农民进城、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命题。让农民带着资本收入进城，让城市福利均衡化、公平化，“农民进城成本”就不至于成为横亘在历史大势与农民权益面前的一块顽石。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