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三十年里，发生在我们周遭的，那些离奇骇异的事件，几乎是一个电影富矿。

步高的生活有关的细节，从方方面面汇集而来，拼凑出他的面貌:他喜欢内地作家姜戎的《狼图腾》(电影版即将面世)，他曾在2000年到内地旅游，从北京骑自行车到银川;告别时，银川摩托车运动协会的负责人，还曾给徐步高和同行的旅行家赠送了一件绣着该协会标志的红色长袖T恤。后来，徐步高正是穿着这件T恤去抢银行的。

事发第二年，还曾有香港市民，步行到尖沙咀人行隧道，搜寻那个“由点38手枪子弹射中的小孔”。

框架、细节，一时齐备，“和电影一样”，许多人惊呼。就连路人搜寻弹孔的细节，都可以作为电影的结尾。八年后，它也终于变成了电影，尽管电影上映后，观众才知道，这部电影，只是借了那件谜案的壳子，添加了许多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剖解，以及象征，以及救赎。

事实上，每有曲折离奇的事件发生，人们总要拿它们和电影进行比较。朱令案重起波澜，人们想起电影《杀人回忆》(两者的相似度，不在于事件情节，而在于朱令案和《杀人回忆》一样，都是在全民共议中陷于无果);性侵未成年人的事件频发，人们不断提起电影《熔炉》。

这两部，都是韩国电影，而这几年，韩国拍了大量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的电影。所以我们难免向自身联想，这二三十年里，发生在我们周遭的，那些震撼人心、离奇骇异的事件，几乎是一个电影富矿，哪怕编导只是原样描红，也足以拍出一部部惊世之作。

这样的电影没有出现。也不完全因为审查制度，而是我们已经渐渐培育出一种“屋子里的大象”式的思维:一件坏事，只要不讲出来，就等于没有发生过;只要不讲出来，它的伤害程度就会减轻。其他的理由，还包括会引起社会不安、引起青少年效仿。其实，不讲出来的伤害，要大过讲出来的一切伤害。

例如发生在我们附近城市的一系列以红衣女子为◇标的连环杀人案，案件引起了各种匪夷所思的谣言，以及心理动荡。终于，这个城市的警方，公布了案件情况，向社会征集破案线索。这一切并不足以把这位“x市民”找出来，但附着在凶案上的谣言和心理恐慌，却慢慢消失了。

讲出来，其实是抚慰。所有处于幽暗不明中的事物，都会引发心理上的恐慌，并因此附加了本不该有的神力，它变得大于事件本身，它繁殖出各种衍生品，它像叫魂妖术，引发更大动荡。讲掉，消解掉，未必能让事件解决，至少清除它的神力，胜过寻找替罪羊。

电影不是活报剧，不是影像新闻，不承担讲解社会事件、消除怨气的义务，但如果有一些电影这样做了，也是一件功德。

林超贤导演的电影《魔警》上映前后，与“魔警”徐步高有关的往事，再度被人频频提起。

现实比电影更震撼。虽然时隔八年，依然记得2006年的尖沙咀杀警案所引起的轰动。当时传言迭起，离奇诡异，许多人认定，杀警案，恐怕是一个大事件的开始，直到笼罩其上的迷雾被渐渐拨开。尘埃落定之后，与徐

韩松落(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