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滕子京

□王振洲

范仲淹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是应滕子京的邀请所写。文章开头即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由此可见，滕子京是很能干的。在使全郡政通人和的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名文名楼。

岳阳楼原为三国时东吴名将鲁肃的阅兵台，南北朝时名为巴陵城楼，到了唐代因大诗人杜甫诗中有句“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以及李白等的题诗，始称岳阳楼。经多次战乱，宋朝时岳阳楼已破败不堪。楼修好以后，滕子京说：“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能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能传。”果然如此，雄壮的岳阳楼因范仲淹的文章更有名，范仲淹的文章因四面八方的游客到岳阳楼观赏而广为流传。文、楼相得益彰，影响深远。二者都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顺便提一下，滕子京还在洞庭湖边修了条“偃虹堤”，供往来湖中的船家躲风避险，并请欧阳修写了《偃虹堤记》。此记手法新颖，在欧文中别具一格。记中称此堤是滕子京为民“捍患兴利”之作，“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

欧阳修说滕子京志大才高，闻名当世，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常显用之。庆历二年西夏攻宋，滕子京以天章阁待制权知边疆重镇泾州。在与西夏作战时，他动用公款犒赏士兵，武装农民，被弹劾乱用公款，要将其下狱治罪。时为参政知事的范仲淹感到太不公平，极力为其辩诬。经过调查证明，用钱账目清楚，没有贪污肥己。这才免了牢狱之灾，被贬谪到巴陵郡。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一生坚持正义，抵制邪恶。他不避权势，议论朝政得失，官员曲直，无不切中要害。《续资治通鉴》中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宰相吕夷简及其群小对他是又恨又怕，数次对范仲淹出招，都不能深治，便让范仲淹去权知开封府。明着看是重用，实则别有用心。开封府辖管京城并领十六个县。京城中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及其衙内们，猾吏、奸商、“水浒”中牛二那样的泼皮无赖都不好惹，特别不好治理。史书上说，吕夷简让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是“欲挠以剧颂，使不暇他议”，更希望他得罪皇亲国戚，出现重大失误，然后收拾他。岂料范仲淹一心为公，言出法随，公正断案，在不太多的时间中就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权贵为之敛手，狡猾之徒畏惧退缩。范仲淹在繁杂的事务中还有时间读书，向仁宗陈说治国用人之道。当时东京民谣云：“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在此期间他看到吕夷简结党营私，违规安排和提拔亲信，便绘制了百官图呈给宋仁宗，指出哪些属于正常提拔，哪些为胡乱安排，并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进退不应全委宰相”。请宋仁宗亲贤臣远奸佞。吕夷简大怒，说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又指使其亲信待御使韩缜诋毁范仲淹荐引朋党，把范仲淹贬职沧州，富粥、欧阳修等几位为范仲淹鸣不平的官员都被视为范党，先后贬出京城。好在宋仁宗知道范仲淹对朝廷的忠诚，每次被贬过一段时间即召回朝中。范仲淹几起几落，不改初衷，因在下边更多地了解到民情，忧国忧民之心更切。庆历元年回朝中任枢密副使，不久又任参政知事。宋仁宗对其充满希望，几次召见，听从意见，甚至赠与纸笔，让条列当时急务。范仲淹经深思熟虑，提出十项建策，其中除典办学校和水利。多项都在于整顿机构和人事。诸如明黜陡除滥官，对官员严加考核，有才能又有功者可特别任用。改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做官的旧办法，对“恩荫”做官严加限制等。宋仁宗颁布在全国施行，史称“庆历新政”。因为新政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和嫉妒范仲淹的人沆瀣一气，兴风作浪，刁难新政。庆历四年春西夏扣边，军情紧张，仁宗让范仲淹出任河东陕西宣抚使。在范仲淹和敌人浴血奋战之际，朝中守旧派得势，罢免了范仲淹的参政知事，施行才一年多时间的新政被扼杀。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出知邓州。《岳阳楼记》就是在邓州写的。文中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表明他此时的心迹，也是与滕子京共勉。

范仲淹说到做到，始终表里如一。他自幼丧父，备尝人间辛苦。显贵后仍保持普通人的本色。《续资治通鉴》中说他“非宾客不重肉，妻儿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收在《古文观止》中的《义田记》所写就是他出钱置地、兴办义学的感人事迹。他在任杭州知府时已年过花甲，当时许多达官贵人都在西都洛阳建有豪宅、名园，家人劝他在洛阳治第树园，以便退休后颐养天年。他回答说：“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还说洛阳士大夫家园林相望，主人并不常游，我去游他们也不会阻挡我，何必非自己有才快乐。行文至此，不禁想起时下官场中那些“阴阳人”，他们把“执政为民”、“勤政廉政”、“公平无私”喊得震天响，打扮得光彩照人，比范仲淹的形象还要高大，转过身去却变成可恶的“老虎”“苍蝇”，对百姓大肆“食肉吮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铁腕打“老虎”拍“苍蝇”，这是国之幸民之福，人们无不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