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灿

兹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把新砦遗址中发现的各期遗物进行初步汇总：

历年来新砦遗址出土的遗物基本为生活用具、农业和渔猎工具，并未发现与军事城堡或政治中心相关的大量兵器及高规格礼乐器，显然，新砦遗址的政治、军事功能并不显著。这一情形，正与许慎《说文》释城“所以盛民也”的解释颇为吻合。

目前考古学家对于“新砦期”概念尚存在不小的分歧，但新砦文化遗存具有从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成为学术界共识。考古资料所透露出的大量信息表明，这一文化变迁过程中，伴随着军事征服等外力作用下的文化涵化的性质并不明显，和平环境下氏族部落间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与借用的性质颇为突出。新砦文化遗存所反映这一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有价值的信息对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从传说中的大禹到启、太康时期，正是夏代早期国家形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肇始时期，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丰富文化遗存，不仅昭示出夏族早期政治中心从颍河流域向伊洛平原转移的客观事实，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发出夏代早期原始部落联盟因素逐渐退去，早期国家初步形成和文明社会已经到来的重要历史信息。考古资料表明，二里头规模巨大的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和成组青铜容器、有铜牌饰以及戈、刀、镞、锥等兵器和工具的出土，无可置疑地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成组铜器和大型的刀、璋、圭、戚、钺等玉礼器，被考古学家视为王权和礼制的象征物。二里头遗址以其巨大的规模、壮观的宫殿、庙堂建筑基址群，神秘莫测的坛、“墠”类祭祀遗存，铸铜作坊和大量随葬成组青铜器、玉器的墓葬等十分丰富有内涵，被学界一致确认为都城遗址。将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进行比较和综合分析，田野考古资料似乎更加支持二里头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应为夏朝国家正式建立的标志，太康才是夏朝国家的真正建立者的说法。

根据多年的田野考古资料，考古学家将二里头文化区分为二里头、东下冯、牛角岗、杨庄、下王冈5个类型。二里头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最具典型性，它接受其他类型的文化因素很少，而对其他类型的影响很大。有的地方类型甚至就是二里头类型的分支吸收融合当地文化而形成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是以夏族为主体的夏王国的文化遗存”，其他类型“只能是二里头类型的派生物”。考古学家推定，“二里头文化诸类型是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体，即同属夏王国”，但地方类型与核心类型的政治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迄今为止，夏代田野考古资料仍无法给出准确答案。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中江丑吉曾提出“邑土国家”的概念，2002年，笔者在《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一书中曾较为明确地判定，“夏王朝是一个邑土国家”，该观点此后曾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笔者是在书中所提出的夏、商共主制政体下“原始联盟制”国家结构的概念，15年来除受到极个别学者公开质疑外，几无反响。上举大量的夏代田野考古资料，日渐揭示出夏代早期国家形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机制更多真实的历史信息，与此同时，也不断为夏代早期国家共主制政体下原始联盟制国家结构形式提供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