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扩大内需、促增长，推动首都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上，市长郭金龙与200多名政协委员互动，共话北京经济发展。任志强委员在发言中指出，“房价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过度扩张保障性住房建设，占用巨大的土地资源，使得房地产投资量缩小”。（1月14日《新京报》）

难道房子就是“城市门票”？

城市人口素质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但在任志强的心中，收入却成了城市人口素质的唯一考量。有钱能买到房子居住你就是“高素质”，没钱买房子你就是清华、北大的高材生也是“素质不行”。那么我们的城市人口素质高不高难以肯定，倒是叫“富贵城市”比较贴切。

问题又来了，城市都富贵了，最基层的工作谁来干？让一个百万富翁或是千万富翁摆摊卖菜，人家干吗？让那些开着跑车一掷千金的人当保姆扫马路，人家愿意吗？不知道任老板的家中保姆、管家“素质”有多高，靠当保姆、管家的收入能不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子？

其实任老板这些年的高论我们已经领教过N次了，这些论调集中起来一个中心就是“高房价有理”，现在又把高房价和控制城市人口提高城市人口素质结合了起来，也算是“高房价有理”的最高境界了。那么，我们的城市是不是还要设立一张高昂的门票：买不起房子莫入呢？ 朱少华

为何眼里没有芸芸众生？

任志强的一席话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更准确地说是他的高房价观，这一观点流露出浓厚的工具理性。何谓工具理性？意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显然，工具理性是残酷的，也是自私的。

由此，笔者想到了中国社科院学者王焱的一个观点，用一维的经济理性取代对社会的整体把握，就会遮蔽政治社会中的价值，有可能沦为阻碍弱势群体表达自身利益与意志的一种文化暴力。笔者深以为然。表面看起来，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并不是洪水猛兽，但如果单纯强调，或过度强调这一理性，就会忽略了其他弱势群体的哀鸣，对弱势群体而言，这是一种伤害，甚至是挑衅。如果按照这种思维行使公共权力，后果尤其可怕。

作为率先发达的富人，作为社会资源的强力占有者，任志强们在事涉公共议题时，不能只图嘴巴快乐，不能只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上意见表达，起码要看得见。秦淮川

城市不单是“富人的后花园”

如果以高房价作为控制人口素质的一道门槛，那么由此派生的“控制路径”不知会有多少条。学校，可以大建豪楼，收高价学费，挡无钱者于京都之外；医院能扩大硬件设施，提高门槛费与门诊费，还有最近冒出的“药事服务费”，挡附近重病患者于北京四环路以外；甚至各大单位，也可自行抬高门槛，如非北京户籍者、非高学历者不得在京工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大家都照任志强这个带有原始冲动的丛林法则思维任性下去，那这样的北京就会成为富人的后花园，这样的社会除了让人胆寒之外，了无人文气息。

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到底任志强何以如此坚强？暂且抛开诸多因素不谈，单说公开房价成本问题。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有一双无形的手能拽着任志强们不得不公开商品房成本，房产巨鳄们就不会有这般强悍，完全有可能变成对消费者体贴入微得有如羔羊般温柔。巴桂树

在商言商者的自私冲动

任志强显露自己在商言商的利益冲动在笔者看来是那么的幼稚、可笑。

首先，“房价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观点非常荒诞。每一个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九亿多农民，人口增长之患在农村，而且国家在农村实行的是宅基地审批制，只要依照法律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政府就会批准，纵使在某些地方存在着“三乱”问题，绝大多数的农村人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解决居住问题。因此，任志强“房价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观点显然就站不住脚，房价与人口增长、人口素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其次，在任何国家，拥有适度的住房都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是，按照任志强的逻辑，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可以成为“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维持高房价，只给富人建房，让穷人少生育、不购房，甚至不惜以此为“门槛”将穷人“排挤”出去，那么，社会还如何稳定？如何和谐？刘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