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些

“我的第一职业是生病，第二职业才是写作。”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一位十九岁那年就因双腿残疾而坐上轮椅的返乡知青，他的名字叫史铁生，2010年岁末的最后一天，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溘然长逝。

而在此之前十年，身患尿毒症的作家不得不依靠定期透析维持肉体在尘世的运转，如果再往前推，早在三十几年前，死亡的魅影就已经在他个体的世界里大规模云集、窥视，伺机攻陷最后的阵地。那段时间，作家与死亡的搏杀以无声的方式，在地坛的角角落落里展开，撕心裂肺之后，沉静而博大的地坛以无上的包容性启示着这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没有辜负地坛的暗示，从渺小病痛的躯体中遁出，进入涅槃的通道，开启了另一套生存的密码。

世人大多在病痛的日常含义内打转，视病痛为洪水猛兽，为身体内魔鬼的升腾，为人间之至苦，因此万般惧怕和逃避，一旦有了病痛，则自怨自艾，自抒不平，或者呼天抢地，默吞苦果。极端情况下，一场病痛促使一个人性情大变的案例，在我们的身边亦不乏之，常人的种种古怪言行，由避苦趋乐的人的本性或许可得到理解。翻看历史的微小针脚，即使在那些精神世界异常宏富的智慧者那里，对待病痛也往往取向两极，要么极端厌恶病痛的折磨，甚至最终走向了自我了断。博尔赫斯有次在病后的日记中写道：“我是它（自我肉体）的老护士，它逼着我为它洗脚！”而三十七岁的梵高疯狂地举起利刃，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被公认为硬汉的海明威，在病痛的晚期干脆拿起大口径猎枪，对准自己的口腔扣响了扳机，这种与病痛同归于尽的行为，看上去极端惨烈，若非对病痛的仇恨达到顶点，这位硬汉断不会下此狠手。而另一种取向则是试图将病痛踏在脚下，采取无视的态度，失聪多年的贝多芬宣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则借保尔之口说出“医治一切病痛最好最宝贵的药品，就是劳动”，因为这些故事，这些名言的励志色彩，由此占领了道德的最高阵地，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的影响与覆盖，拥有了无所不在的正确性。其实细究一下，这些励志故事的潜台词里还是将肉体的病痛放在了人生的对立面，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病痛之间是分裂的，也是不可弥合的，在其本质性上，与甘做病痛的牺牲品并没有什么两样。

地坛的日日夜夜，经历了锥心刺骨的灵魂拷问之后，史铁生从开始的自怨自艾，转向了对病痛的敬重，而写作也就成了作家弥合肉体病痛与精神存在间裂隙的必然方式。有一年的某报纸上曾刊登一张史铁生与当时世界短跑冠军刘易斯合影的照片，照片中史铁生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刘易斯风神潇洒地站在他的身边，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张照片是个很好的表征，因为其中两人虽然皮相的差异显著，但在另一个层面，他们是真正的知己，身体衰弱的史铁生，虽然连站也站不起来，但他的灵魂却在无羁地奔跑着，跑得跟刘易斯一样快、甚至比刘易斯还要快。刘易斯读过史铁生写的书，他尊重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国作家，这位运动健将凝视着史铁生，眼光里不是怜悯而是尊敬。他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奔跑者，他们在与命运赛跑、与人类那与生俱来的悲剧性赛跑。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自始至终都不认输。

恰如帕斯卡尔所言，人不过是根芦苇，有些时候，这根芦苇常常因病痛而萎缩，但因为有了思想，哪怕是萎缩的芦苇也会拥有了不一般的重量，不会轻易地在风中倒伏。史铁生首先是位思想者，其次才是位写作者，他的作品从不炫耀技术，在病痛中，他用思想打通了过去和未来和现在的藩篱，让过去和未来沉沉地存在，成为重量，当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也打通了生死，成为真正的一个向死而生者。他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和《命若琴弦》，皆是直接关乎病痛的作品，也是向病痛发问的结晶，在这些充满本真生命体验的文字记录里，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

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最多，可以说，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弥合了肉身之重与精神存在间裂隙后的作家，身姿轻盈，即使是在冥想中，照样可以用思想绽放一个宏阔的世界。一花一世界，我相信这是上帝对他的特别赐予。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们的思想者轻装上路，去了另一个世界，而在活着的我们这里，宁愿相信，他是安详地幸福地睡去了。

“一路好梦，史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