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万发

商朝末年，其时已是诸夷内侵，商王朝的东向敌区实际控制地域已不多。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武乙衰敝，东夷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记载武王伐商时，“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

武王伐商过程中的征伐及远服。《史记.封禅书》亦记载：“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 。

并据《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既是说当时共讨伐了99国，向武王臣服的小国有652国。据多位学者研究，这些征伐可达河南东及东南，则当时诚服的小国距离更远。虽然当时很多国家是表面赞同周的，像管叔、蔡叔及武庚叛乱时，曾有东方夷人势力徐、奄、蒲姑等１７个方国参与起兵反周，又据《孟子·滕文公（下）》，周公近三年的东征，“灭国者五十”。

武王伐商之分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伐商纣过程中，已“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并虑及“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待武王“乃罢兵西归”，又“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又《史记吴太伯世家》曰：“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又曰：“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由此可见当时武王的分封地理已及远至于商之东、南、北。

从有关祭祀及用语方面看何尊铭文云：“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武王既克大邑商，则祀于天，居中国，显然是天子气概。

另从铭文本身内容看《天亡簋》铭文本身内容复杂，解释很多，但不管其他内容如何解释，对于“王祀于天室”、“不（ 丕）显考文王，事喜（饎）上帝”及“丕克中（或讫）衣（殷）王祀”等内容，现在学术界意见较为统一，显然这些内容是天子之制度，只有天子才能有此礼仪。

总的可以发现，武王无论在伐纣准备、伐纣过程中及西归后，其始终是以一天子的姿态出现的，武王当时的势力范围或名义上的势力范围是在“四方”的，自然，按照古者圣王之制“祭不过望”的礼仪规范和原则，武王望祭时只能限定在其统治的势力范围内，显然能包括东、西、南、北这“四方”，否则是与古礼制、天子身份不符的。若此，则武王望祀，只能是“四方”，而非“三方”。当然《佚周书·度邑解》《史记·周本纪》中曾讲到武王所论之“三方”，不少学者曾把“王凡三方”与之关联，我们认为“天亡簋”铭不属于武王“度邑”、“定宅”之活动内容，“度邑”、“定宅”所谓三方地理山川，只是讲依天室之居的地理环境和风水，与《天亡簋》铭文所载的属于武王“大豊”之望祀的“王凡四方”不是一回事，即使度邑与“大豊”基本是处于同样的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