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湘华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荡，铁器初用，物质粗简，在许多人眼里，大概算不得什么好年代，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却自有迷人之处。如果玩穿越游戏，不用说，我会首选回到那个食仅粗茶淡饭、居则鄙间陋室的久远年代。

因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曾有过那样一段盛开最纯朴最高洁友谊之花的时期，在那几百年的历史长卷上，活跃着一个个不受尘垢、义薄云天的真朋挚友，他们以丰盈的精神世界为天下，以朋友间心心相印的挚交深交为至尊，他们才情互赏，风骨相传，生死与共，谱写了史上最感人肺腑的友情绝唱。

人们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他们错了。

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管仲与鲍叔牙的“管鲍之交”，左伯桃与羊角哀的“舍命之交”,令我信了：世上真有不掺杂任何现实盘算的最纯粹无瑕的友谊，世上真有不关乎利益却肝胆相照生死相依的永远的朋友。的确，在那样一个视朋友间的情谊为无法替代与不可超越的年代，音乐家俞伯牙与樵夫钟子期可以无碍身份的云泥之别，在琴声中实现朋友间的心意相通，成为相见恨晚的结拜兄弟。左伯桃亦可以在大雪途中，为保障同行的羊角哀衣食无忧地抵达目的地拜见楚庄王，自己则躲进空树中自杀，只为将衣服与粮食统统留给朋友独享。当齐国国王决定将鲍叔牙提升为宰相时，鲍叔牙却毅然决然将宰相之位让给比自己更有治国能力的好友管仲，自己甘愿当好朋友的下僚。

夜读春秋战国的历史，对比当下朋友间的利益纠葛，保养与维系的难度与实用，时常唏嘘不已。毋庸置疑，俞伯牙与钟子期，管仲与鲍叔牙，左伯桃与羊角哀，已将朋友做到了一种今世无人可比的境界，岂止是根本无关乎现实的盘算，他们甚至到了完全忘我的地步。记得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曾说：“朋友的交情就是把他的目的物当做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变成神圣。”如此看来，以忘我的精神成全朋友，无论古今中外，均是做朋友的最高境界。掩卷沉思，有时我会毫无根据地玄想，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吗？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怀瑾握瑜的读书人，可朝可野，能屈能伸，进则以社稷苍生为己任，退能以超然物外作皈依，他们那种淡定从容的人生底气，可来自将对方的目的物当圣看待的一帮铁杆真朋友？可是，为什么今天，置身喧闹沸腾的朋友圈中，不少人却会愈发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更加无法排遣呢？

我不是研究朋友学的专业人士，拿不出确切的调查数据做依据，可是身为社会中的普通一员，却能深切感受到人们心目中朋友间交情的境界正在逐年降低，正在日趋庸俗化、功利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达到的交友臻境，当今的人们自然只能高山仰止、叹为观止，当做远古的文物置于历史书上供大众瞻仰凭吊了。只是，人们对朋友间的标准定义以及行为准则，这些年仿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往的将对方目的物当做圣看待、注重精神世界的愉悦，走到了当下将自己的目的物当做圣看待、注重现实利益的互惠互利为准则的另一端。于是，朋友的交情也就从挚交、深交、神交，变成了今日的虚交、攀交、谋稻粱交了。

《左传》记录了襄公十四年，师旷说过的一句经典名言：朋友之间的行为准则应是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如果师旷照此执行，我很怀疑他能否交到朋友，水至清则无鱼,古今无异。至清代，互为朋友的标准已明显降低，完全没了师旷往昔的严苛。清桐城派著名作家方苞在《与翁止园书》中说：“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难而相急，通显而相致，皆末务也。察其本义，盖以劝善规过为先。”可见，到了清朝，人们已将朋友的标准删减定义为“能劝善规过的人”。也就是说，清朝人欢迎诤友，大家都能听得进朋友的批评意见。这自然也是将对方的目的物当做圣看待的一种行为准则。

噫乎……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矣！

是我们变得太挑剔抑或太谨慎了吗？

生活在“好人主义”盛行、利益汹涌的商品时代，欲交几个劝善规过说真话的朋友，何其难也！面对朋友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缺点，人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三缄其口求和谐。大家唯恐诤言一出，只怕连朋友也没得做了，何必呢？前几天，与一同学讨论“朋友标准”沦陷的问题，她直笑我尽操些没用的闲心，有这工夫，还不如多赚点钱是正道。她振振有词地说：朋友，就是能给自己办事的人呀！所谓建立交情，不就是构筑人脉，编织关系，将来好办事吗？如今交朋友的最高境界，不在交，而在用，就是用朋友的资源将自己的目的物落到实处，这叫交以致用，你以前没听说过吗？

我很是恍惚。同学的声音开始似有似无，变得越来越缥缈。那时——我不知为何忽然走神儿了，一门心思在那儿幻想着穿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