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永刚

清人张潮有言，因酒想侠客，是谓纳正义与豪气于胸的大侠，必定好酒。而至于我，则因酒想至交，想起他那侠士一样的大度豪爽和点滴酒事。

从郑州大学老校区出南门，由桃源路经陇海路向东折向大学路后南行至漓江饭店，是我们经常不厌其烦地徒步丈量的一段路程。尤其是在雪封大地的隆冬时节里，无课的下午或晚饭后，一人一瓶二两简装的红星二锅头——他边走边喝边胡谈乱侃，我替他拿着另外的一瓶。实在拗不过他的诱导，我也偶尔抿上两口，辛辣的酒香的确让全身暖意融融。面红耳赤地走在白雪飘洒的街头，除了引人侧目外，也自感颇有意趣。

——这十五六年前的同窗旧事如今回忆起来，仿佛如昨。在那段生活的那个场景里，我对酒有了初步而深刻的印象。及至后来学习中国文学史，才发现酒在古代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和诗词歌赋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把酒吟诗，诗增酒意，把博大精深的酒文化表达得异彩纷呈。酒，不止是一种饮品，俨然成为抒情的一种载体或催化剂。因了他们的真性情，酒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秦的《诗经》里即有“厌厌夜饮，不醉无归”的场景。汉代的《古诗十九首》里也有“今日良宴会……新诗妙入神”的热闹。特别是到了唐朝，在“饮、醺、酣、醒、酲、酗、醉”中，更是吟咏出了璀璨的上品诗作。众多的诗意酒民里，“斗酒诗百篇”的李白自然属于大腕级的。李白一生诗歌无数，多数诗不离酒。“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再一杯。”美景里饮美酒定出美丽诗文，他在《山中对酌》中是多么豪爽；有时，他也“……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饮酒以诗吟怀，成不了诗，就罚酒。可以想象其时其境下的觥筹交错和浪漫诗仙的极高兴致。岑参的“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显然把酒当成了兴奋剂；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和贾至的“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以酒抒离愁别绪，是饯行酒诗里的佳句。因酒得诗，杜甫和白居易也当占有一席。白居易的《琵琶行》，好像即是在微醺中写就的。传统佳节，更要借酒抒怀。孟浩然邀朋“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韩愈也劝友人“一年明月今窗多，有酒不饮奈明何”，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一诗，虽然悲壮雄浑，但也堪称边塞酒诗的代表。孟郊的《酒德》有云：“酒是古明镜，碾开小人心。醉见异举止，醉闻异声音……”则把酒当做了试金石。非常喜欢杜审言的“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微醺里，富贵荣华这些身外之物，皆如漂浮的云朵。拿得起又放得下，这是何等洒脱的境界。

祭祀、登高、悼念，往往也离不开酒，免不了以酒言志，留下了不胜枚举的绝佳诗句，如同佳酿，也值得回味。诗与酒的互融，使得诗因酒而拓宽了意境，酒因诗而上了品位，共同醉人。

在现代生活中，酒更是成为餐桌上的大众情人。肤浅地自认为，酒之于宴席，犹如佐料之于烹调，不可或缺，但又过犹不及。尺度分寸的把握，全在于口味和爱好，而且因人而异。独自握樽，适量少饮，能提神益气，即便稍过量，权当凌云逍遥，也有情调；三五小聚，喝上两杯，既营造气氛，又增进情谊，皆大欢喜。当然，以量度之，并非多多益善，切不可图一时之快活而得意忘形，不自量力。记忆里的那位至交，尽管喜饮善饮，但并不成瘾，且每次适可而止，拿捏得恰到好处，称得上“饮酒孔嘉，维其令仪”，在极尽美酒之乐的同时，风度也雅。倘若不顾情面而狂喝滥饮，则不免伤神露丑，甚至乐极生悲。西晋的刘伶，纵酒成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逢饮必醉的结果，是嗜酒寿终。如此酒徒，除了赢得酒友碍于情面的吹捧、浪得浮名外，实在难有知己。

如今，北方寒霜凝物，冷冽刺骨，反倒增了酒兴。在这样的季节，酒似乎也就格外受人青睐。不妨浅品细尝，仔细玩味；抑或邀友同饮，频频飞盏。不管何种方式，只要不过于贪杯而难以自拔，在私密空间里张扬个性，未尝不是享受生活、快意人生的一种选择。此刻，酒的品质无关紧要，最为在乎的是那种由饮至酣的过程，实在惬意。如果天公愿意成人之美，再慷慨一点，门外皑皑白雪厚三尺，门里依偎红泥小炉酌两杯，岂不是更有一番况味了。如此绝美的意境里，不知远方的那位老兄能否同我一样，何当载酒来，再走一遭往日路，以求尽兴而已呢？

在浇尽胸中块垒、体验绵长的酒文化之余，往往牵挂的是一段往事，留存的是一份回忆，培养的是一种憧憬。

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