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十几岁。爱慕和暗恋的青春期逐渐萌发，鉴于学校校长和老师的严防死守，于是我们偷偷在乡村露天电影中享受新生活。

那时候，看电影是一件天大的热闹。当大队部高音喇叭传来要放电影的消息时，整个村庄像是全都中了一等奖彩票，人窜狗叫，乾坤大乱。穿开裆裤的破小子牵狗、敲盆，挨户吆喝，姑娘们换上了枕头套里存放许久的绿褂红袄——那只是过年和进城赶集才舍得炫的行头，老汉使劲往旱烟袋里装备着双倍的烟叶。

黄昏暮色终于来临，打谷场上架起两根又粗又高的树桩，镶着黑边的雪白帆布银幕四角被拉直横竖挂起，汽油发电机的芳香弥漫四野——先到的观众都是本村的，有挟马凳的，有掂两块破砖的，有抱着膀子站立的，有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有搀爹扶娘的，有把流鼻涕的病孩儿架在脖子上的。放映前半个时辰陆续“流窜”来的是外村人，三五成群，七八结队，一脸汗珠，两鞋泥土……满场的插科打诨，寒暄喊叫，汗臭，炒黄豆的熟香……

这里我要说到小青年。露天电影的另一个好处，是村里青年可以借机表白爱情。一有电影，小青年乘着人多，把事先准备的情书或什么东西，偷偷地塞到喜欢的女孩子手里，如果接了，就有戏，也因此经常打架。看着看着电影，突然听见人声压过了电影声。顺声望去，就见一群人撕打起来，多是本村青年与外村青年打起来了，起源大体几点，一是外村青年多看了几眼本村的姑娘；二是外村青年打扮得太“时髦”，让本村青年羡慕嫉妒恨；再有就是有人冲着本村姑娘打口哨之类“耍流氓”。那时候，打架也是一种热闹，不像现在三句话不说就动了刀子，那时候打架，喊的声不小，但手动的不勤，也是村里小青年在姑娘面前展示自己的一种方式。

记得12岁，在一个学校大操场上看露天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当瓦西里拥吻着亲爱的妻子，喃喃安慰：“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顿时觉得男欢女爱倍儿了不起，只要恋爱结婚，面包牛奶啥都有的，那时我没吃过面包没喝过牛奶，狂想，便咂咂嘴巴走了神。左顾右盼，听到身后有人低语，扭头端详，是邻家的女孩被一个小伙子搂着在悄声耳语。那女孩约有18岁，是豆腐黄三的二闺女，个儿高，丰满，嘴唇丰厚。那女孩凝视着银幕泪光盈盈，男的好像在重复电影里的台词：“……会有的……会有的……”

这场电影之后大约一个多月。邻家女孩在家里喝农药自杀了。邻居们说，那女孩不学好，和男的谈恋爱，他爸爸打了她，她就喝了毒药。她的尸体从医院运回来时，我看到女孩的哥哥，一个20多岁的庄稼汉，双手托着妹妹从拖拉机上下来，大声号啕，那女孩白衣飘飘，身体软软地朝下垂。

我的本家姑娘黄婉秋出演的《刘三姐》，民歌风、甜嗓子和骄人容貌，让村里的光棍蠢蠢欲动，浑身血涌。在马河村看《刘三姐》，电影里姊妹们在茶园采茶，和儿郎们兴高采烈对歌，乳房和纤手一抖一摆的，嫩茶如雀。我们生产队的刘五，想老婆想得发了癫，猫抓心，横瞧竖瞧，越看越美，嘴里哼唧哼唧着，涎水直流，竖银幕的恰是一棵栗树，他哧溜溜爬上去，伸出漆黑的五爪龙，要摸白幕里刘三姐花骨朵儿的脸！谁料动作太猛，身子太重，一个不小心，栗树枝断了。刘三姐还没摸着，人却掉下来，啪嗒砸在一堆稻草上。全场轰然大笑，放映员急赤白脸，他的银幕也被拽下来了！

记忆中，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始终缺乏光棍刘五的勇气，虽然满心里存储着梦中情人“刘三姐”。《刘三姐》我至少看过六遍，每看一遍之后，不管多远依旧都追了去看，大有“把片子看烂”的决心。还有《五朵金花》，骏马、异族美女、相思愁和蝴蝶泉的明媚。对于饥渴的青春期少年，那是悸动的情愫初旅和胎记，审美的第一课，永不再来。

黄亚明 笔名无歌。诗人，书评人，专栏作家。在《诗刊》《星星诗刊》《诗神》《作品》《诗潮》《诗选刊》等报刊发表诗歌三百余首，获各类诗歌奖十余次。2004年后转型，从事随笔、评论写作，先后在三十余家时尚杂志和都市报开设专栏，刊发作品三千余篇（次）。著有《别对世界撒娇》等随笔、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