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专栏 东鳞西爪

时至今日，瞿秋白《多余的话》之不伪，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了。然而很长时间里，中共内部及左翼阵营中的许多人都是怀疑的。

鲁迅的态度最坚定，某次茅盾偶然提起《社会新闻》上刊载的摘录，他嗤之以鼻，直诉为“造谣”。其时瞿秋白尸骨未寒，鲁迅正满怀悲愤为亡友编校文集。不知他是否读到过那份自白的片断和《社会新闻》选载《多余的话》时所加按语：“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评《多余的话》则称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并非悔过书、投降书，从这里也不难推断。然即使鲁迅读到，恐怕也不会对其真伪细加推敲。左翼阵营的其他人反应也一样，——“我们当然谁都不信”，茅盾如是说。这里不假思索的否定当然是一种有预设的态度：在敌人俨然大获全胜的时候，谁都不愿看到己方的人有示弱的表现，何况是瞿秋白这样一位可以符号化的人物？《社会新闻》乃是一份有国民党中统背景的杂志，《多余的话》出现在这里，就更是可疑，鲁迅斥为“造谣”，不为无因。

直到1937年《逸经》杂志刊登了《多余的话》全文，左翼中人始觉有“造谣”之外的可能性，但仍将信将疑，且宁愿并无其事。郑振铎曾“自报奋勇”到《逸经》去打探底细，他看到底稿认定不是瞿秋白笔迹后很兴奋地告诉了很多人，显然这符合他希望求证到的结果。郑振铎、茅盾、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均非泛泛：郑与瞿上世纪20年代即相识；茅盾身为早期共产党人，与瞿秋白早就是同志，文学上二人亦颇多切磋，写《子夜》时的茅盾对瞿几可谓言听计从；鲁迅与瞿秋白相识最晚，却交情最深，曾有联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许为知己者，并世能有几人？事实上瞿秋白给鲁迅的信中就曾以“犬耕”自况，道出他以书生而从政的不堪重负，其意与《多余的话》中的纠结，正复相通。

丁玲在延安读到《多余的话》，马上根据其中流露的情绪及行文风格断定，作者舍秋白而谁？以鲁、茅、郑对瞿秋白的了解，他们完全有可能做出同样的推断。然而鲁迅为愤激与形势所蔽，宁信他的直觉，郑振铎则宁信笔迹而不愿从内容上找证据。

多年后，茅盾再谈《多余的话》，却有非常正面的理解与评价。不难推测，从“尸骨未寒”到“墓木已拱”，时空的距离，形势、心态，早已不是鲁迅当年下判断时的情形可比。

至于毛泽东知悉《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作后即令对瞿不再宣传，丁玲、茅盾信其为真后对其中的纠结充满“同情的理解”，就见出政治家与文学家立场的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