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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调查全国24个省级行政单位中250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数量。结果显示，尽管各市经济、人口规模存在巨大差异，但6~8名副市长几乎是“常态配置”。据报道，国务院已于2008年明确提出，“国务院各部门领导职数明确为一正四副”，但对地级市应配备多少副市长并无具体规定。（11月25日《新京报》）

对于“副职多”乃至成为“副职超市”的现象，不少人士进行了条分缕析，如管本位意识浓厚等，对其造成的危害也多有批判。但在我们这个以当官或者当更大的官，成为不少人人生追求的“集体无意识”中，最终形成了“副职越设越多”的尴尬。并且，这似乎成了调动不少官员工作积极性的抓手，以至于恶性循环得以形成，多设副职成为当下社会中一种明显的、不断发展的趋势。在笔者看来，这就造成了“官帽市场”和“分羹效应”：官员都想从“副职多”中分得属于自身的“一杯羹”，而丝毫不顾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弊病和行政效率的降低等。

政治学告诉我们，行政管理与民众的幸福生活密切相关，而民众对行政管理的选择有着明确的标准，一要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二要尽可能快地解决问题，三要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社会效果。遗憾的是，泛滥的副职不仅没有体现这些标准，没有反映民众的意志和意愿，而是在破坏公众的选择。

更为严重的是，副职泛滥不仅无法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可能让政府的有形之手到处乱伸，对社会和市场干涉过度，必然加重政企不分，让政府日益陷入“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的泥淖之中。且不说，还可能产生诸多行政成本高涨，行政浪费和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议事效率降低、官员对官帽追逐的比拼之中。

卢梭在200多年前就写下了“政府越大、官员越多，其效率就越低”的名言。副职太多乃至泛滥，除了影响行政效率，增加行政成本，还有更严重的危害。实践也证明，层次、副职多寡与行政效率成反比，与增加民众负担成正比。有人做过一种估计，一个县多设一个副县长，要增加100小时的协调时间，增加30万元开支。那么增加一个副市长呢？这是不难推理的问题。

而且，如果副职多与工作无关，问题更甚。当一些官员把正常的工作关系建立在权力分配的利益之上，使权力意识得到强化，忽视了服务功能和对责任因素的考虑，官位利益占据第一位，工作利益退居第二，这必定形成工作关系掩盖下的实质上的私人利益关系，从而导致公仆心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价格判断上贬值，官位的社会价值愈来愈模糊。而正因为如此，“官帽市场”和“分羹效应”应得到制度化诊治，作为官员个体，也应自觉控制“官升一级”的非理性冲动。

必须明确，过多的副职并非是一种必须的制度性安排。常识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地区常态的事务太多、正职忙不过来，以及某个工作专业性太强正职难以准确把握、需设有专业特长的副职来助理工作时，才有设置副职的必要。以此为考量，笔者以为，副职多并非一个简单的编制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公共利益和公众幸福的公共问题。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