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

深圳福利中心近期透露，将在明年年初建起深圳第一个弃婴岛。所谓弃婴岛，是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为弃婴提供室内庇护场所，设置有保温箱、排气扇、被褥，保持适宜的温度、湿度和充足的氧气，来者只需要在离开前按一个延时按键，几分钟后就会有人来将孩子送到福利中心。（11月25日《南方都市报》）

反对者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所谓的“弃婴岛”会不会变相鼓励遗弃婴儿。从逻辑推理角度看，这是一个伪命题。弃婴者之所以决定弃婴，多半是有着类似生活成本太高无力抚育、喜生男不喜女等更加复杂的现实原因。对他们而言，弃婴是难以回头的一步。即使没有“弃婴岛”，这些已经打定主意弃婴的人仍然会选择弃婴。而“弃婴岛”的出现，不过是给弃婴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好的遗弃地点，使得被他们抛弃的婴儿，不至于殒命街头。

从新闻报道来看，这样的观点也有充分的证据支撑。2011年，石家庄福利中心建立国内第一个“弃婴岛”，也曾引发舆论质疑。而根据2012年2月《中国青年报》的报道，“2011年6月至11月，（石家庄）婴儿安全岛接收婴儿21名，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低于2010年同期的83个和2009年同期的105个。”显然，从石家庄的经验来看，一切正如深圳福利中心相关负责人所说，“建立弃婴岛后，被遗弃的孩子总量并没有太大变化”，所谓的设置“弃婴岛”会导致弃婴数量攀升一说，是多余的担心。

当然，弃婴是违法的行为。在我国法律中，弃婴是要以遗弃罪进行处罚。根据《刑法》第261条，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成立所谓“弃婴岛”，似乎是政策被迫让位于违法现象，带有某种纵容味道。但这正如新闻中深圳市公安局一位相关人士所说，遗弃罪中的“情节恶劣”，在执法中很难操作，因而事实上无从对弃婴行为起到遏制作用。而社会问题的对策，并不能简单地从问题本身的性质，是否构成违法着手。因为，被遗弃的婴儿亦是活生生的生命，在相关惩戒性法律形成威慑力之前，公共政策理应对他们的生命权给予必要的保障，设置“弃婴岛”正是这种利益权衡的结果。毕竟，我们怎能等破了所有的弃婴案，再去考虑这些鲜活生命的生存？

“弃婴岛”会不会导致“弃婴”数量攀升，这并不是一个事关“弃婴岛”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讨论“弃婴岛”所可能蕴含的风险，更应该从如何加强对此类新兴收治机构的监管着眼。因为好经就怕歪嘴和尚，公共政策就怕利益掺杂。旨在福泽弃婴的“弃婴岛”，如何避免运行中的风险，需要相关部门未雨绸缪。比如在成立之初，相关方面便应做好风险防患与管理规制，并将其纳入相关的制度监管体系，规范“弃婴岛”捍卫弃婴生命权的职能。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